“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让全职太太/先生成为合法职业’这一提案曾引发热议，归根结底，在大众的观念里，还普遍不承认照护活动是一种社会劳动，理应获得报酬。”
事实上，全职太太/先生仅仅是照护活动的众多主体之一。对应到养老领域，这部分“并未获得社会认可”的角色则更多由老人的配偶和子女承担。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据此估算，国内存在约720万个养老护工岗位缺口。岗位缺口投射到现实，一方面，共同生活的亲属担责且不太讨好，另一方面，养老专业理念缺失导致老年人幸福感缺乏。
该如何正视这部分“非正式照护者”的付出与回报？面对我国养老理念差距、专业护理人员缺口，老年人长期照护又将去向何处？
3月29日，在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认为，面向老年人长期照护，首先要明确两点：其一，照护绝非简单的护理，而是应该落脚到老年人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充实与尊严；其二，非正式照护者的“社会劳动”定性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成为一大热词。但唐钧认为，在养老领域，照护不单纯等同于护理，且我国还未建立起长期照护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号召，21世纪，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长期照护系统，使能力一下子就下降的老年人能轻松的获得必要的照护和支持，以便能有尊严地生活并受到尊重。”唐钧介绍，这里的“照护”有三层含义：生活照料，跟生活分不开的康复护理，权益保护。
早在1991年，第46届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该《原则》包括五方面：独立、参与、照护、自我实现与人的尊严。事实上，上述五方面也就是长期照护系统的落脚点。
但在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看来，在中国，很多养老行业从业者都对该《原则》没有概念。“提起养老，很少有独立、参与、自我实现和尊严的理念，更多的是照护。”吴玉韶指出，这种认知上的局限落实到实践上，一些养老机构管理者的第一个任务变成了“把老人管住”“别出事”，至于老人是否舒服、高不高兴，都成了第二位的事情。
再往下发展，如果缺乏老年人独立、参与、自我充实的理念，养老服务在“单一照护”的道路上走下去，可能会衍生出照护依赖。
所谓照护依赖，指个体功能发挥下降到没有别人帮助便没办法完成基本日常生活的状态。唐钧将照护依赖的原因总结为四点：卧病在床、身体衰弱、视听障碍和认知障碍。
“现在很多业内人士都在讨论，欧洲的老人在床上瘫痪2～3年就离开人世了，甚至更短，但中国老人瘫痪在床的时长能够达到7～8年，甚至10年。”在唐钧看来，这部分老人中，有一些是可以康复或者逐渐恢复的，但前提是参与。“医疗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它涉及双向，需要被照护者自己能参与进来。”
围绕长期照护体系，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六条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第五条写明：应该公正地对待有偿和无偿提供长期照护的劳动力，使其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
但从当前来看，无论是非正式照护人员（普遍是老人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还是正式照护人员，其处境都还有待改善。
“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叫《女理发师》，核心思想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只有出去工作才算劳动，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太深了。”唐钧认为，我们一定要承认照护孩子、病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等都应该是社会劳动，从这个方面出发，应该给他们发工资。
家政服务品牌创始人周袁红则认为，养老领域的国际共识需要成为购买养老服务的消费者的共识。“国际共识里面提到了尊重，考虑到家政人员是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主力，他们也应该感受到尊重，乃至被职业化对待。”在周袁红看来，职业化对待的第一步或许就是落实八小时工作制，还工作人员以休息的权利。
此外，周袁红还提及，尽管学术界谈照料、照护、医疗，但落实到实践层面，老年人照护通常沦为所谓“伺候”。如何让“伺候”慢慢归位于照护，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
诚然，当前老年人照护领域同时面临非正式照护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以及正式照护人员的社会地位问题，但与此同时，护工短缺问题也不可忽视。
官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4000万人。与之相对应的，养老照护从业人员仅有30余万人。该怎么样应对专业照护人员供不应求的矛盾？
在唐钧看来，尽管照护人员短缺并非中国仅有，但与国外相比，中国在人员培训方面极度缺乏。为此，唐钧试图给出一种培训思路。
“比如北京若干养老机构组织起来，办一个培训学校。”根据唐钧的构想，机构组织的培训和人社部不同，一是能让参与培训者半工半读，二是更看重实操。此外，机构也能根据参与者顶岗的时间发工资。“这是一个生态系统，不一定硬要在大学里办。”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